天下雜誌第327期2005/07/15李雪莉



黃春明
尋找感動的可能

台灣最大的問題是物化與異化。你想想看，現在人們的動詞只剩「買」了。「買」變成吞食動詞的怪獸。舉例來說，以前在鄉下要一隻風箏，我們會去找竹子、砍竹子、削竹子，還要學會如何放風箏，讓風箏不會過重，昂揚騰空；但是我們現在只會「買」風箏。
　
一個人如果自製風箏，他得到經驗有多少呢？有人文的經驗、知識的經驗、肌肉拿捏的經驗、成就感的經驗、美好的經驗，好妙喔，就這樣飛上去了。種種的，幸福感的，不是用物質得來的，而是自己參與的成就感與幸福感。那種對明天的期待，要放風箏的期待。現在小孩子要風箏，就直接買。一個250元，小孩子一放，不是成就感，好玩很快就過去了。畢竟不是他的，跟他的精神和心連不起來，就沒有感情。
　
這是我們內在的缺乏。外在是生態環境破壞、資源的耗損，內外都空空的。裡外都空掉，這個日子不會久耶。精神上，台灣在過去的歷史上沒有像今天這樣貧窮。雖然物質富有，卻是暴發戶的富有。
　
我們缺乏感動的經驗。每天從大眾傳播上沒看到感動的東西，也不能去寄望它。但是，我有感動的經驗，這種感動不是說自己做什麼，或別人對你做什麼的感動，而是來自豐富文學遺產的閱讀。
　
《互助論》的作者克魯泡特金是位哲學少年。他在年輕時曾為感動為何物，陷入困惑。他的哥哥於是寫信告訴他：「你先不管感動為何物，你就相信感動是『善』的東西在你的心裡活動。」如果你心中常有這種善在心裡爬動，你就有一股無形的力量；如果社會上多數的人，都有善的力量，這個社會就有一股善的力量對抗不公不義的事情。
　
社會因為不完美，才需要我們。幸福不是有吃有穿。幸福是一個複合體，不只有物質，就算是物質也要有精神生命在裡面。我們吃東西得到能量，看書也能得到無形的能量。有形的，就是那些，但無形的，更需要。我不敢說，少數人的串連會有很大的力量，力量要普遍才有影響。但我知道這樣做是對的。



洪蘭　
深耕人才，才有希望
以前，我們上街頭。現在，發現上街頭不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，而且，可以得天下，不能治天下。治天下還是要從人才培育做起。現在沒辦法改變主幹了，因為權力使人腐化。一定要換新血。有句話，Dogma is the worst enemy（教條是最大的敵人），因為陷入教條裡就跳不出來，看不到你該看到的東西了。人格的培養與知識的獲得是一步一腳印，不能在砂上建高樓。教育要深耕，風來了樹才不會倒，而台灣的教育，卻是淺土。
　
澳洲有一種樹，是尤加利樹，在澳洲被稱為「寡婦製造者」，因為根很淺，風一來就倒下壓死人。你從表面上看，看不出根是淺的。台灣的根很淺，一出事就會倒的。妳看，保釣這些人再出來時，都老了耶，都60歲了。所以，講什麼都沒有用了，只有從基礎做起。
　
家裡的身教、長輩們的言教很重要。我父親是福建人，祖父那輩在南洋打天下。他們常訓誡孩子，簡則用足，勤就生財，所以我們家非常節省。父親說，出門走得到，不要做公車，公車坐不到才坐計程車。但哪有坐不到的車，早點出門就走得到了。
　
我也這樣教我的兒子。我跟我先生2個人拿著2只皮箱到美國打天下，我跟我兒子說，今天我己經栽培你到大學畢業，我也叫他要自立。他沒穿名牌衣服，他穿的是我姐姐小孩的衣服、頭髮是我剪，唯一買的是鞋子，因為鞋子不能穿別人舊的。我覺得上一代再沒有聲音出來，年輕一代，不知道什麼是是與非。
　
對於社會價值的混淆，我們轉身走不應該。紀曉嵐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曾說，「無功則有罪」。其中一段談到，一位大官到閻羅王那報到，閻羅王叫他跪，他說，我是清官，為什麼要跪。閻羅王說，你以為你是清官，你就是不做嘛！即使你沒收賄，但你本來可以做的貢獻，卻沒做，還是要跪。所以，做官的人要替人民爭福利。不然，無功就是有罪。知識份子要有「士」的擔當。



黃武雄　
給孩子自由，從真實生活學習
台灣的教育從小就把教育本身工具化、把知識工具化。孩子想進好的學校，都是為了以後有好的工作與機會。這種工具理性的思惟，從孩子生下來就不斷被洗腦。使得孩子進入學校不是想了解真實世界，反而，在學校裡得到愈多，愈與世界脫離。所以，大家出去旅遊都是很浮面的，很少人願意融入那個社會。這裡頭牽涉到一種勇氣，體驗的勇氣。我們擔心這個、那個，沒辦法體驗新的事物。
　
我在美國讀書時，喜歡揹背包、搭灰狗巴士旅遊。有一次，到密西根北部一個湖去，秋天，楓葉最盛的時節；對我來說，我就只想繞湖一圈，大約13、14個小時。結果第一個挫折來了，沒辦法接近湖邊，因為美國講究保護私有財產，好的空間都被有錢人買了，一路上很挫折。後來終於找到一個小小的公園，可以接近湖邊，於是在公園的長椅上睡到天亮，隔天早上繼續走。
　
我覺得自己最大的差異，是沒有被中產階級的概念隔離起來。我父親從不說教，你從那得到的只是聽音樂、做自己喜歡的事。但我們的下幾代，父母有一種不安全感，想去保護小孩，讓小孩跟社會隔離，認為隔離才安全。像騎腳踏車，孩子原本很高興要學習，爸爸在後面看快跌倒了，就大叫，不要騎了。長期下來，孩子不敢碰陌生的事物。近代的教育，把人從真實世界隔離出來，台灣比其他國家更嚴重。
　
自由對人格的塑造是很關鍵的。一個小孩原有的素質不錯，有很大的可塑性。但我們太急於捏成某個樣子，他對什麼東西都有興趣，他畫畫就為了畫畫，直到有一天，大人不斷給他貼紙，說這個好，那個不好，他開始學習畫畫是為了大人畫。
　
一個人的成長，除了要有個人的自由度，還要有與社會的衝撞。與社會的撞擊會讓你更清楚自己在社會與世界的位置。有人在個人層面上發展的不錯，但對時代了解的很少，變成很封閉。所以，能早些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，才能找到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子、才能定位自己，這是人一生最大的課題。



龍應台　
理想主義者太少，國家就會退化
我們這些大忙人跳下來做這些事，是因為強烈的不滿意。我們可以做的事很多，但我們沒去選立委或做官，而是跳下來做義工，接觸年輕人。我們曾經是70年代的大學生，那時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。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，那時候我們多被人家看不起，到海外，人家那種對你蔣介石政權完全瞧不起的狀況。到後來是經濟起飛，變成暴發戶，那種瞧不起的成長，與國際接觸時所受到的挫折。
　
理想的我們，走了快30年，怎麼還撐得住？努力這麼久，收穫這麼少？我也常覺得挫折，到一個關卡會對自己說，算了吧，放棄吧。很多人的理想主義被虛無主義與放棄主義戰勝了。我不敢說大多數，但很多。你可以看到以前很有力氣的作家早就停筆，或是以往的社運健將早做生意去了，少數堅持下來。有些人還繼續堅持下去。
　
但是，社會的成長，不管其民主受到什麼挑戰，必須有一定比例理想主義的人在做社會的中堅。那個比例的人如果消失了或少到一個程度，這個國家就會退化。這是台灣的挑戰。台灣一方面繁華了，一方面多元化了，理想主義被稀釋了，變得愈來愈薄。但這個社會有多少比例的理想主義者還存活下來，讓社會變得更成熟與更堅持，是考驗這個社會要往上還往下。我是這樣看的。
　
我在香港的德國學校，看到一群國三生全神貫注聆聽德國之音的現場轉播。國會正在辯論施若德總理的不信任投票案，結果國會說必須重新選舉總理。一群15歲的少年在辯論，有學生說，這會影響到中德關係，因為基民黨女性候選人若當選，在與中共交往時不會以人權為主要考量，間接，美德關係也會改變。
　
我聽到這裡，心裡很焦慮。我在想，台灣的國三學生，甚至大學生會思考這種全球議題嗎？全球的考驗對年輕人來說，就像一把刀，在頭上考驗他們。我們想做的事很小很小，只希望下一代用寬闊的格局、全球的眼光、世界的視野來看。大學生需要深厚思想的底子。我們要有這樣的迫切感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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