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大一次財富重分配：誰來監理

天下雜誌第331期2005/09/15

台灣財富正在大轉移，而且速度愈來愈快。金控儼然成為台灣經濟新主角，財富急劇向家族金融財團集中，這個財富大轉移背後最大推手，卻是政府。

自從陳水扁總統裁示進行「2次金改」：明年底前金控要由14家減為7家、今年內官股金融機構減半，全台灣就陷入瘋狂的金融整併，但因法令漏洞百出，加上執行疏失，引爆眾多強烈後遺症。

銀行員工抗議自己即將被賣，也抗議全民打拚的國家資產，將奉送財團，史無前例，全省串連的台灣企銀大罷工，持續不斷......。 倉促成軍的金管會，監理全國25兆台幣的銀行、5兆台幣保險資產，及市值15兆的股市廣大金流，卻找不到稱職的檢查局長，一年內換了3位。

欠缺適當監理的金融整併，將導致台灣史上最大的財富重分配？也將是最後的一次？台灣為什麼要向菲律賓式赤裸裸的資本主義，一路狂奔？


來到信義計劃區，彷彿進入台灣各家財團角力的擂台。松壽路上中信金總部，白色的大樓矗立著，十分搶眼。鄰近新光三越百貨，旁邊的空地，圍起新光人壽的招牌，「新壽國際旅館」大大地標明著。綠色圓頂的國泰金控大樓在松仁路上，好似一把龍椅穩穩地坐著。
　　　　　
　
市區另一端，塔城街上，台灣中小企銀全省串連的大罷工，持續不斷，是台灣首次。深紫布條上，大大黑字「反財閥治國」，另一幅黃布藍字「2次金改，圖利財團，全民買單」。銀行員工抗議自己即將被賣，職位不保，也抗議全民打拚90年的資產，將奉送財團。「銀行鈔票多，你們快把錢拿走，」行經的計程車司機搖下窗戶，表達他的同情與憤怒，對員工喊著，「不要留給財團一毛錢。」
　　　　　　
過去3年，台灣財富正在大轉移，而且速度愈來愈快。金控成為影響台灣經濟的新主角。從2001年開始，14家金控陸續獲准成立，一陣廝殺、購併、版圖重整後，台灣財富悄悄換手，迅速集中在3大家族、6大金控手中。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「辜辜，蔡蔡，吳吳」：中信辜濂松、辜仲諒，中華開發辜仲塋；國泰蔡宏圖、蔡鎮宇，富邦蔡萬才、蔡明忠；新光吳東進，台新吳東亮。


最大推手，是政府

這個財富大轉移背後最大推手，卻是政府。而更令人質疑的是，財富快速重分配的過程中，欠缺適當的法令、制度與人力加以規範監理。
　
自從去年10月陳水扁總統在「總統經濟顧問小組」會議中裁示，2006年底前，金控要由14家減縮為7家，2005五、也就是今年底前，官股金融機構減半（減為六家）以來，全台灣就陷入瘋狂的金融整併。14家金控，都擔心會無法擠入前7名，而爭先恐後想盡辦法併購銀行。同時財政部也匆匆忙忙逼著公營行庫在限期內快速賣出。
　
「歐洲民營化花了25年才完成，台灣不必在這一兩年內一定要完成，」研究台灣金控的麥肯錫顧問公司董事羅可擎說。但是，政府倉促制定的《金控法》，漏洞百出，讓包括3大家族的金控迅速茁壯。
　
而政府「2次金改」，急切地要把公營行庫一一賣出，接手的，只有本國金控財團，引起「圖利財團」的指控。不像韓國政府，引進外資銀行及其管理技術，增強金融機構市場競爭力。連中國大陸都引進新加坡淡馬錫集團，改善中國大陸銀行品質。
　
政府在法令、制度、執行及人才沒有完備前，卻接二連三推動所謂的金融改革，「養成金融怪獸，……無可避免未來10年的金融混亂期，」4年前，在美僑商會與歐僑商會所舉辦的《金控法》座談會中，一位外商就指出。


金控的影響力愈來愈大

「辜辜，蔡蔡，吳吳」6家金控總資產8.1兆，就佔台灣金融總資產的1/4，也就是包括人民放在銀行的存款和繳交保險金的1/4。這些新的金融勢力集團更加有錢經營投資，有權分配資源，也更加成長快速。
　
3個家族、6大金控，2001至2004年營收成長41％，其他《天下》百大金融業只成長4％，比起來，6大金控10倍速成長，資產成長119％，更是其他金融機構的7倍。
　
3大家族，有的已足以影響台灣幣值。例如今年7月30日，接近下午4時，外匯市場即將收盤，突然間，新台幣由前日的升值1角轉為貶4.3，以1美元兌31.96收盤。一位財金官員指出，台幣急貶，與國泰金旗下的國壽匯出鉅額美金，從事海外投資有關。國泰金控副總經理李長庚隨後則表示，國泰從事海外投資，當天只匯出1億台幣，不足以撼動匯率。但金控可能呼風喚雨的威力卻成為市場的共識。而這只是開端而已，金控的影響力將愈來愈大。


最後一次財富重分配

「未來1、2年，更是台灣最後一次財富重分配，也是最大的一次，」負責金融監察的金管會發言人林忠正在接受《天下》訪問時說。許多人擔心，這最後一次財富重分配，將把全民的資產，透過國營行庫民營化的倉促過程，急速向金控財團集中。日後台灣是否會步菲律賓後塵，走上無法回頭的財團治國之路，更是許多人的夢魘。
　
例如金控積極影響決策，當政府醞釀要修法，金控就會透過公會，及透過立法委員，向主管機關大力遊說，法令不應如此嚴格。金管會爭取修改《保險法》，限制保險業者「不能拿保戶的錢去投資，進而取得經營權」（即不得擔任被投資公司董監事），留著小鬍子的經濟學博士林忠正無奈地說，「保險公會反對，幾個財團更是透過公會一直反對。」
　
2次金改中的目標之一是明年底達成「金控減半，從14家減為7家」。這樣做固然增加個別金控競爭力，但也可能造成市場寡佔，消費者難得利。「以後做什麼事都得看這七個人臉色，」兆豐金控總經理林宗勇說。
　
台灣很可能也會走入富者恆富，窮者恆窮的時代，個人收入所得差距將更急速拉開。2002年，個人所得族群前1/10，是最低族群的52倍，而1992年，最高族群只有最低族群的19倍。高收入者都集中在電子和金融高階主管，例如台積電退休副總經理林坤禧身價即達15億。今年，中信金控單是董監事酬勞（包括辜濂松及兒子辜仲諒）平均每人就拿4千5百萬，在上市公司中，名列前茅。
　
立法委員李紀珠，為忙亂焦慮的中產階級抱不平。雖說是知識經濟時代，但「普通知識已經不夠，要有以錢玩錢的本領，才能賺到錢，」她說，「普通人只有累死的份。」
　
更多人擔憂，台灣正逐步走向菲律賓化，開始財團治國的暖身活動。報章社論及專文，一再批評懷疑，執政黨揚起民營化大旗，大力急速出售官股，既可斬斷國民黨銀根，又可與財團互利，為繼續執政鋪路。中國人壽爭取中華開發金控時，高層人士曾跑總統官邸，更引起「不跑總統官邸是拿不到銀行」的坊間傳言，一位前任銀行負責人指出。
　
民進黨執政後，快速向幾家財團靠攏，為的是「過去的淵源，現在的利益，和將來的機會，」一位曾擁有銀行的企業人士說。民進黨籍的前監察委員黃煌雄，為政府政策造成財團勢力日大，也憂心忡忡，「阿扁總統和我都是社運出身，」他說，「對經濟政策，應該存戒慎恐懼之心。」
　
金控能超速發展，來自於10餘年來台灣對金融政策搖擺不定，忽而自由市場主導，忽而政府大力管制。1991年國民黨執政時期，開放15家新銀行設立，造成台灣銀行過度競爭，利潤薄弱。在政商壓力下，也在惡性競爭下，銀行爭取放款授信，亞洲金融風暴後，很多企業倒帳，銀行逾放比增加，最高時期，2001年逾放達高峰，達1兆8百億元。
　
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，為了迅速通過「金融重建基金法案」，解決銀行呆帳問題，就在當年六月底加開立法院臨時會，將《保險法》部份條文修正、《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》、《金控法》等金融六法，一起送審，包裹立法，一次過關。將證券、保險、銀行，三合一，都納入金控公司。
　
最近2次金改目標，金控從14家減為7家，以及官股銀行減半，則又是政府極度干預金融市場。但在法令漏洞百出，執行疏失（甚至人謀不臧，連金管會檢查局長李進誠都涉入股市禿鷹案而遭調職），都會引發強烈後遺症。


信念也是盲點

政府尤其執著於3大信念（也是盲點），銀行「要規模大才有競爭力」、「要民營化」、「要併購」。因此法令、行政命令、執行都盡量三千寵愛偏集金控。安泰銀行董事長邱正雄表示，銀行都願意被金控合併，因為被併的銀行股東所得，一股如超過10元，所得利潤都可以免稅。但銀行若與非金控合併，卻不能享此優惠，因此造成金控日益龐大。
　
但正如台企銀罷工的銀行員工憤怒地指出，民營金控的「得」，卻成為政府的「失」，也是全民的「失」。因為金控超速累積財富，多來自於合併其他官股銀行。例如金控龍頭蔡宏圖領軍的國泰金控在3年前合併世華銀行前，總資產只有1兆1千億元，隔年合併世華銀行後，就陡增為2兆。一年就成長9千億，等於我國2大製造業龍頭──中油和台塑石化的資產總額。
　
另一金控也不惶多讓。辜濂松率領兒子辜仲諒積極打拚的中國信託金控，合併民營萬通銀行後，資產也增加50％，由不到1兆元，增加到今年第1季的1兆4千億元。更將他們獲利推上高峰20％。
　
而新購併的銀行也變成這些金控的金雞母。例如國泰世華銀行去年稅後純益一三九億元，獲利率三三％，而原有的國泰人壽保險，獲利率只有二．九％。國泰金控幾乎一半獲利是靠國泰世華來的。但國庫失去了世華銀行可以上繳的稅，財富轉移到國泰金控。「每年有頭金牛（cash cow），源源不絕，」一位證券界人士指出。
　
玉山金控因為玉山商銀接收高雄企銀，能把高雄企銀原來在高雄縣的分行據點，移往北部較賺錢的地點，營收成長52％，達到212億元，獲利率更達34％，彌補集團裡成長緩慢的事業。近幾年政府大量釋出官股，把公營銀行賣給民營金控，過程不透明，決策不清楚，令人懷疑不公不義。例如台灣中小企銀公開標售案，令人有黑箱作業之疑慮。


拍賣行庫，過程令人懷疑

學者專家不斷指責，政府賤賣國產。馬英九主政時，台北銀行與富邦銀行合併。最令人非議的是台北銀行20餘年來，沒有經過資產重估。一位前台北銀行協理估計，台北銀行的每家分行地價連翻數倍，又掌有彩券發行權，與富邦換股比例只用股票市價換股，富邦就能取得台北銀行的6500億資產的營業權。
　
「政府賣公股時，經營權轉讓，專賣權轉讓，都應該計算在股價中，」中山大學鑽研民營化的教授張玉山指出併購時的複雜計價。
　
在金控爭先恐後併購時，由於事先欠缺與大眾及員工充分溝通，縱使看起來政府賣了好價錢，也讓人起疑。例如彰化銀行標售，台新金控以每股26.12元標到，比彰銀股價多出4成以上，但是也有很多人懷疑，這是2階段買法。當彰化銀行打消呆帳後，淨值不會剩太多，可能每股只有10元，台新有優先認購權，他會先吃虧，再佔便宜。


《金控法》開多處後門

而實施4年的《金控法》，更因為給金控公司太多權力，使人擔心繼續下去可能會引發極大風險，到後來整體社會要付出巨大成本。因為《金控法》中，多處為金控公司開了有恃無恐的後門。
　
例如《金控法》第36條規定，金控公司只能從事投資與管理被投資公司，以金融相關事業為限。而如果要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，第37條明文規定，不可超過被投資事業資本額的5％。但這法只是管理金控公司，並未將旗下的子公司的投資進行規範。所以金控下各式各樣的子公司，可以投資各式各樣的事業。「給了金控公司將觸角伸出去擴大版圖的機會，」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謝易宏說。
　
例如富邦金控不能投資KTV。但是旗下的富邦人壽、富邦產險與富邦金控創投公司，一共持有知名連鎖KTV錢櫃企業15.42％的股份，總投資金額達8億6千萬，總持有股數是除了錢櫃董事長劉英之外最大的股東。
　
曾參與制定《金控法》的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主任彭金隆說，正如八爪章魚，金控就如章魚的腦，可以指揮章魚各隻爪子，抓住獵物各部位。例如一隻爪子抓住獵物的頭，另一隻爪子抓住獵物的尾巴，你在外表，看不到腦在運作，但章魚的腦，才是整個指揮中樞。
　
金控公司更可以將保戶和存款戶的錢，用來成立高風險創業投資公司。「創投根本就是拿錢去賭，風險極高。而且管得鬆，內線交易很可能發生，」謝易宏強調。民營6大金控今年第2季的財務報表中，共有37家創投，總投資金額達250億元。其中家數最多的是以創投業務為主的中華開發金控（17家），其次是國泰金控（11家）。
　
很多學者專家都擔心，將來讓金控出問題的，可能不是銀行、證券、保險，而是像創投等看不到實際財務狀況的子公司。「萬一，他們投資個像博達的公司，掏空資產幾百億，怎麼辦？」一位中小企業負責人急急問道。
　
《金控法》裡，也缺乏對旗下子公司資金防火牆的規範。舉例來說，過去會發生擠兌，是因為銀行本身經營不善，但是現在整個金控是同一個體，一間子公司遭受損失，會使得銀行連帶受到影響，發生擠兌的風險也大大提升。
　
而金控獨享的連結稅制，不但可以為金控公司節稅（旗下事業盈虧相抵後才繳稅），更因為盈虧相抵，在金控這個大傘之下，只看到母公司獲利，但是卻忽略子公司可能發生虧損。因此像創投等沒有辦法監督的子公司，即使虧損，由於整個金控加起來還是賺錢，所以能繼續營運。「這樣會將損失掩飾到未來才發生，愈滾愈大，」謝易宏說。


金控就是失控？

「金控不出問題則已，一出就很難收拾，」一位產業協會負責人指出，「金控就是失控。」尤其現代金融錯綜複雜，專業知識入門困難，只有投資銀行家和買主懂得，一般會計師也很難看得清楚，民眾更看得眼花撩亂。連立法委員都覺得太專業，不懂或質詢出來，也不夠精采，得不到媒體的重視，也就不願意深入研究。
　
許多批評者也指出，在野黨立委也未盡監督責任，有的甚至已與金控公司掛勾。而且今天的金融改革源自國民黨時代政治性貸款太多，金融機構逾放比過高。「執政黨一扣你黑金帽子，你就無話可說，」一位熟悉政商關係運作的人士指出在野黨立委的軟弱。曾任英國金融監督委員會主委的戴維斯爵士說，如台灣這樣新興國家，家族財團形成，金融監理單位必須超越政治壓力，嚴查不法，才能收殺一儆百之效。
　
麥肯錫董事羅可擎也認為，政府在監理金融機構上大可有作為。政府不一定要把官股都賣給特定對象，可以公開拍賣股份給全體民眾，引進專業團隊管理，甚至外商經營，如花旗銀行就買下韓國兩家銀行，他們的風險控管、市場競爭策略都讓韓國銀行得益。
　
「社會關心家族財團壟斷金融，政府就必須正視，」羅可擎說，「別忘了，金融業應該是高度管制事業。」在人才、法律監督制度的能力都欠缺時，「就像幼稚園還沒畢業，就要去玩博士後的遊戲，怎麼可能不出問題，」一位企業負責人指出。
　
這場財富大轉移，到底是為了加強台灣競爭力，還是只為了財團競爭力？是否少數人之得，卻成為全民之失？


「大」真是美嗎？

銀行要大，才有效率，才能有競爭力，似乎已經是不破的定律。凡是有利害關係的人。官員、金控業者、投資銀行家（花旗銀行、高盛）、顧問公司（麥肯錫）、資產管理公司、某些學者，忙著鼓吹「大而美」的理論，使台灣成為一言堂。
　
但大真是美嗎？官方、業者提供資料，新加坡、日本、韓國、荷蘭前五大銀行國內市佔率都達到75％以上，但是這項廣泛流傳的資料，卻沒有提到美國前5大銀行只佔35％，德國22％，和我國相若。「現今政策，影響操作技巧更圓融，能把似是而非的理論合理化，」評論家南方朔說。
　
也很少人指出，英國《經濟學人》在全球盛行金融機構併購時，就有多篇文章指出大不一定是美，「瘋狂的配對之舉，最後生下醜陋的金融巨獸，無法適應未來的金融環境，就像1960年代風行一時的工業集團，到了1990年代被淘汰一樣，」《經濟學人》說。


規模和經營能力都要好

《經濟學人》也在三年前報導美國銀行（Bank of America）與眾國銀行（Nations Bank）合併，創造出全美第1大、全球規模第5的銀行。結果不到3年好景，美國銀行就因海外投資損失慘重，壞帳高築，差點面臨倒閉。
　
就連美國最大金融集團花旗集團和旅行家（Travelers）合併時，也困難重重。組織整合，派系鬥爭，最後花旗還把旅行家裡壽險部份出售，放棄要做大而美、金融超市的夢想。
　
中信金控策略長林孝平認為，大才有一定的經濟規模，因為大，就有一定的資源，可以雇好的人。舉個例子，操100億跟1000億，只要用一個人就好，你大，就可請好的操盤手。而且銀行有高固定成本，資訊科技、開分行、廣告、法務都要成本，規模大，客戶多，才有好的回收。
　
除了規模大以外，經營能力也要好才行，大是面積，經營能力是深度。合併銀行不僅要資產大的跟資產大的合併，而且經營能力也要好，才能有競爭力。德國基爾大學博士候選人沈石觀察，由日本第一勸業銀行、富士銀行、日本興業銀行宣布合併而成的瑞穗控股公司，總資產134兆4千億日圓奪下全球第一大銀行寶座。但幾年下來，3家投資機構對它的評等都是「+E」，3個加起來還是不會等於「D」。
　

沈石也表示，國際清算銀行也有報告指出，全球銀行業在過去幾年的整合並未全面提升銀行獲利能力，反而不斷製造失業問題，因為合併後組織調整所需要的成本，以及企業文化差異，都是很難估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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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雜誌第327期2005/07/15李雪莉



黃春明
尋找感動的可能

台灣最大的問題是物化與異化。你想想看，現在人們的動詞只剩「買」了。「買」變成吞食動詞的怪獸。舉例來說，以前在鄉下要一隻風箏，我們會去找竹子、砍竹子、削竹子，還要學會如何放風箏，讓風箏不會過重，昂揚騰空；但是我們現在只會「買」風箏。
　
一個人如果自製風箏，他得到經驗有多少呢？有人文的經驗、知識的經驗、肌肉拿捏的經驗、成就感的經驗、美好的經驗，好妙喔，就這樣飛上去了。種種的，幸福感的，不是用物質得來的，而是自己參與的成就感與幸福感。那種對明天的期待，要放風箏的期待。現在小孩子要風箏，就直接買。一個250元，小孩子一放，不是成就感，好玩很快就過去了。畢竟不是他的，跟他的精神和心連不起來，就沒有感情。
　
這是我們內在的缺乏。外在是生態環境破壞、資源的耗損，內外都空空的。裡外都空掉，這個日子不會久耶。精神上，台灣在過去的歷史上沒有像今天這樣貧窮。雖然物質富有，卻是暴發戶的富有。
　
我們缺乏感動的經驗。每天從大眾傳播上沒看到感動的東西，也不能去寄望它。但是，我有感動的經驗，這種感動不是說自己做什麼，或別人對你做什麼的感動，而是來自豐富文學遺產的閱讀。
　
《互助論》的作者克魯泡特金是位哲學少年。他在年輕時曾為感動為何物，陷入困惑。他的哥哥於是寫信告訴他：「你先不管感動為何物，你就相信感動是『善』的東西在你的心裡活動。」如果你心中常有這種善在心裡爬動，你就有一股無形的力量；如果社會上多數的人，都有善的力量，這個社會就有一股善的力量對抗不公不義的事情。
　
社會因為不完美，才需要我們。幸福不是有吃有穿。幸福是一個複合體，不只有物質，就算是物質也要有精神生命在裡面。我們吃東西得到能量，看書也能得到無形的能量。有形的，就是那些，但無形的，更需要。我不敢說，少數人的串連會有很大的力量，力量要普遍才有影響。但我知道這樣做是對的。



洪蘭　
深耕人才，才有希望
以前，我們上街頭。現在，發現上街頭不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，而且，可以得天下，不能治天下。治天下還是要從人才培育做起。現在沒辦法改變主幹了，因為權力使人腐化。一定要換新血。有句話，Dogma is the worst enemy（教條是最大的敵人），因為陷入教條裡就跳不出來，看不到你該看到的東西了。人格的培養與知識的獲得是一步一腳印，不能在砂上建高樓。教育要深耕，風來了樹才不會倒，而台灣的教育，卻是淺土。
　
澳洲有一種樹，是尤加利樹，在澳洲被稱為「寡婦製造者」，因為根很淺，風一來就倒下壓死人。你從表面上看，看不出根是淺的。台灣的根很淺，一出事就會倒的。妳看，保釣這些人再出來時，都老了耶，都60歲了。所以，講什麼都沒有用了，只有從基礎做起。
　
家裡的身教、長輩們的言教很重要。我父親是福建人，祖父那輩在南洋打天下。他們常訓誡孩子，簡則用足，勤就生財，所以我們家非常節省。父親說，出門走得到，不要做公車，公車坐不到才坐計程車。但哪有坐不到的車，早點出門就走得到了。
　
我也這樣教我的兒子。我跟我先生2個人拿著2只皮箱到美國打天下，我跟我兒子說，今天我己經栽培你到大學畢業，我也叫他要自立。他沒穿名牌衣服，他穿的是我姐姐小孩的衣服、頭髮是我剪，唯一買的是鞋子，因為鞋子不能穿別人舊的。我覺得上一代再沒有聲音出來，年輕一代，不知道什麼是是與非。
　
對於社會價值的混淆，我們轉身走不應該。紀曉嵐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曾說，「無功則有罪」。其中一段談到，一位大官到閻羅王那報到，閻羅王叫他跪，他說，我是清官，為什麼要跪。閻羅王說，你以為你是清官，你就是不做嘛！即使你沒收賄，但你本來可以做的貢獻，卻沒做，還是要跪。所以，做官的人要替人民爭福利。不然，無功就是有罪。知識份子要有「士」的擔當。



黃武雄　
給孩子自由，從真實生活學習
台灣的教育從小就把教育本身工具化、把知識工具化。孩子想進好的學校，都是為了以後有好的工作與機會。這種工具理性的思惟，從孩子生下來就不斷被洗腦。使得孩子進入學校不是想了解真實世界，反而，在學校裡得到愈多，愈與世界脫離。所以，大家出去旅遊都是很浮面的，很少人願意融入那個社會。這裡頭牽涉到一種勇氣，體驗的勇氣。我們擔心這個、那個，沒辦法體驗新的事物。
　
我在美國讀書時，喜歡揹背包、搭灰狗巴士旅遊。有一次，到密西根北部一個湖去，秋天，楓葉最盛的時節；對我來說，我就只想繞湖一圈，大約13、14個小時。結果第一個挫折來了，沒辦法接近湖邊，因為美國講究保護私有財產，好的空間都被有錢人買了，一路上很挫折。後來終於找到一個小小的公園，可以接近湖邊，於是在公園的長椅上睡到天亮，隔天早上繼續走。
　
我覺得自己最大的差異，是沒有被中產階級的概念隔離起來。我父親從不說教，你從那得到的只是聽音樂、做自己喜歡的事。但我們的下幾代，父母有一種不安全感，想去保護小孩，讓小孩跟社會隔離，認為隔離才安全。像騎腳踏車，孩子原本很高興要學習，爸爸在後面看快跌倒了，就大叫，不要騎了。長期下來，孩子不敢碰陌生的事物。近代的教育，把人從真實世界隔離出來，台灣比其他國家更嚴重。
　
自由對人格的塑造是很關鍵的。一個小孩原有的素質不錯，有很大的可塑性。但我們太急於捏成某個樣子，他對什麼東西都有興趣，他畫畫就為了畫畫，直到有一天，大人不斷給他貼紙，說這個好，那個不好，他開始學習畫畫是為了大人畫。
　
一個人的成長，除了要有個人的自由度，還要有與社會的衝撞。與社會的撞擊會讓你更清楚自己在社會與世界的位置。有人在個人層面上發展的不錯，但對時代了解的很少，變成很封閉。所以，能早些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，才能找到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子、才能定位自己，這是人一生最大的課題。



龍應台　
理想主義者太少，國家就會退化
我們這些大忙人跳下來做這些事，是因為強烈的不滿意。我們可以做的事很多，但我們沒去選立委或做官，而是跳下來做義工，接觸年輕人。我們曾經是70年代的大學生，那時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。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，那時候我們多被人家看不起，到海外，人家那種對你蔣介石政權完全瞧不起的狀況。到後來是經濟起飛，變成暴發戶，那種瞧不起的成長，與國際接觸時所受到的挫折。
　
理想的我們，走了快30年，怎麼還撐得住？努力這麼久，收穫這麼少？我也常覺得挫折，到一個關卡會對自己說，算了吧，放棄吧。很多人的理想主義被虛無主義與放棄主義戰勝了。我不敢說大多數，但很多。你可以看到以前很有力氣的作家早就停筆，或是以往的社運健將早做生意去了，少數堅持下來。有些人還繼續堅持下去。
　
但是，社會的成長，不管其民主受到什麼挑戰，必須有一定比例理想主義的人在做社會的中堅。那個比例的人如果消失了或少到一個程度，這個國家就會退化。這是台灣的挑戰。台灣一方面繁華了，一方面多元化了，理想主義被稀釋了，變得愈來愈薄。但這個社會有多少比例的理想主義者還存活下來，讓社會變得更成熟與更堅持，是考驗這個社會要往上還往下。我是這樣看的。
　
我在香港的德國學校，看到一群國三生全神貫注聆聽德國之音的現場轉播。國會正在辯論施若德總理的不信任投票案，結果國會說必須重新選舉總理。一群15歲的少年在辯論，有學生說，這會影響到中德關係，因為基民黨女性候選人若當選，在與中共交往時不會以人權為主要考量，間接，美德關係也會改變。
　
我聽到這裡，心裡很焦慮。我在想，台灣的國三學生，甚至大學生會思考這種全球議題嗎？全球的考驗對年輕人來說，就像一把刀，在頭上考驗他們。我們想做的事很小很小，只希望下一代用寬闊的格局、全球的眼光、世界的視野來看。大學生需要深厚思想的底子。我們要有這樣的迫切感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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